​唐朝建立后，李渊与李世民形成朝野隋鉴的思想风暴

唐朝建立后，李渊与李世民形成朝野隋鉴的思想风暴

唐朝，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，共历二十一帝，享国二百八十九年。唐朝的疆域空前辽阔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，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，一起来看看吧。

自隋末社会动荡，到贞观年间政清人和，过隋之音不绝。隋朝末年的反叛力量通过各种讨隋檄文，大力渲染隋朝统治的残暴，隋炀帝弑父篡位之罪行，以此烘托其以臣叛君是为天下的正义性，在瓦解隋朝统治的同时，树立自身割据政权的合法性。至唐朝建立，其在重构隋唐政权更迭的合法性的同时，通过对隋朝短祚的历史反思，摸索唐朝的立国之道。唐朝着力探讨隋政之失，以鉴唐政何从，以通过鉴隋而塑造以唐代隋的合理性与正义性，同时通过以史为镜，鉴当世之政治。

唐朝建国后，攻守之势再度发生变化，唐代君主不仅需要过隋以立朝纲正统，其对隋朝的论述更多为以隋为鉴，成来今龟镜。由此以君主为中心，形成唐代朝野隋鉴的思想风暴，唐高祖与唐太宗便是其中的首倡者与践行者。

一、缓政爱民的治国策略

高祖李渊在执政之后的诏书多以隋政之失为始，以隋政鉴唐政，使唐朝政令之出能够体恤臣民。唐太宗的鉴隋思想更加突出，李世民“提三尺剑以定四海”，是唐朝代隋的首功之臣，能力不输秦皇汉武，却不敢自矜功绩。在继承大统后，多次询问臣下政事，以史鉴为引，数次强调“见前王成事，足是元龟”。由史观今，借由对隋朝的批评来探寻唐朝的统治之道。其臣下亦形成以史为谏之风，君臣共论施政之法，形成一套自上而下，以下谏上的鉴隋体系。高祖与太宗两朝，其臣下以孙伏伽、傅奕、魏徵、张玄素等为例，重视以隋为鉴，魏徵强调“必思隋氏以为殷鉴，则存亡治乱，可得而知”正所谓殷鉴不远，近在隋朝，初唐鉴隋便是从隋朝所以危、所以乱、所以亡，找寻唐朝如何安、如何治、如何存的治国道理。

隋炀帝伐功矜能，征求无已，最终致使百姓困苦国家危亡。李渊强调若君主的私欲需要损害百姓来满足其害无穷，遂罢进贡玩物，以示节俭勤勉之心。在《加恩隋公卿民庶诏》亦强调君主贪鄙行止无度对臣民的影响，“使父子乖离，室家分析;亲老绝晨昏之养，婴孩无抚育之恩。”隋政有失于此，天下难以安宁，唐继隋后，其对百姓多有体恤。唐太宗亦有此论，并将百姓安乐作为国之根本，通过对隋朝政治的反思，将缓政奉为唐朝政策制定的圭帛。唐太宗论述隋朝之政，斥隋炀帝欲壑难填“征求无已，兼东西征讨，穷兵黩武，百姓不堪，遂致亡灭”，隋炀帝为满足私欲而推行苛政。隋朝末年的凄惨景象植根于唐太宗心中，鉴隋之失，反其暴政行之“遂得徭役不兴，年谷丰稔，百姓安乐。”

不只是君主有在过隋论中推行缓政的自觉，唐朝臣子亦强调缓政，并时刻以此来劝谏君主，君主稍失其心，便直言相谏。傅奕曾在隋朝开皇年间任职，后在唐朝任太史丞，经历过隋唐更迭的他，对隋朝诸多政策有过诸多反思。害于百姓之事，并非只始于炀帝，隋文帝亦没有做到爱民之政“隋开皇十四年大旱，人多饥乏。是时仓库盈溢，竟不许赈给，乃令百姓逐粮。”隋文帝穷百姓而富府库，官富民穷，而隋炀帝更“奢华无道，遂致灭亡”，身为国君，隋朝两代君主却为富不仁，不能仁爱百姓，隋文帝之过亦不能忽略。

魏徵论隋朝苛政景象“恃其富强，不虞后患。驱天下以从欲，罄万物以自奉。采域中之子女，求远方之奇异。宫宇是饰，台榭是崇。徭役无时，干戈不戢”隋炀帝难填的欲望沟壑“甲兵屡动，徭役不息”完全不顾百姓死活，但在君舟民水的社会现实之下，隋炀帝之政最终必然导致他这个天下共主，“殒于匹夫之手，子孙殄灭，为天下之笑”。

孙伏伽在劝谏君主废止百戏之时，亦以隋炀帝作强调，“百戏散乐，本非正声，有隋之末，大见崇用，此谓淫风，不可不改”。欧阳询在《大唐宗圣观记》论述隋朝失政导致天命转移，论述隋末唐兴此起彼伏的关系“蜚鸿满野，家习兵凶，民坠涂炭。皇帝命世应期，荣镜区宇，戡难静乱，亭毒无垠”，唐君应时而生，最终取得政权，救人民于水火之中。此外张玄素、于志宁等人对隋炀帝大兴土木等奢靡之风亦多有批判，劝谏君主要行节俭之风，“阿房成，秦人散;章华就，楚众离;乾元毕宫，隋人解体”避免重蹈前人覆辙，被天下人观笑。唐朝君臣通过鉴隋之失，皆强调百姓之苦乐与王朝之兴亡之间的关系，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唯有勤政爱民方能国祚永固。

二、谏臣地位上升

唐朝君主注重虚怀纳谏，强调君臣协心的重要作用，唐朝君臣认为一朝国政之兴，非只君主一人可为，一朝国政之失亦非君主一人之过。而君臣协作中最直观的内容便是劝谏与纳谏，李渊在《令陈直言诏》中强调“前政多僻，人不聊生，怨讟如雠，尝无控告……至于亡灭，上莫之知，静言其事，可为太息者也”。在诏书的文字之中，便描绘出了隋朝末年哀鸿遍野的凄哀景象，李渊认为隋炀帝之所以会昏聩至此，与其断绝言路有关，其后果更不可不谓惨烈，下无忠臣死谏之士，上闭目塞听最终导致独断专行，凌虐百姓。

唐太宗亦有此鉴，李世民在“巨川思欲济，终以寄舟航”的思想之下，十分重视臣子谏言，论述隋朝政治衰败正与君不纳谏有关“至如晋武平吴、隋文伐陈已后，心逾骄奢，自矜诸己，臣下不复敢言，政道因兹弛紊”。以此唐太宗批评隋文帝之事，正是“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”。并且分析其造成这种性格的深层原因“夫心暗则照有不通，至察则多疑于物。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，恒恐群臣内怀不服，不肯信任百司，每事皆自决断”，隋文帝独断便造成其政或有不通，其臣有言或不敢陈。唐太宗以过隋不能纳谏而自勉，同时其对臣下强调，为政者不只要君主纳谏，臣下更不能因为畏惧、徇私而因私废公不敢直言。唐太宗不仅勉励自身，更对臣下提出要求，如此以史为鉴既打开了上听之门亦疏通了下谏之路。在唐太宗的带领下，一转唐初朝堂因隋君之行而口不敢言，不敢劝谏的情况。

唐朝臣子在君臣关系上亦以隋为鉴。孙伏伽先后在隋唐为官，多次以史为鉴劝谏君主虚怀纳谏缓政爱民，认为隋亡于不闻其过，为君拒谏而自谓功追尧舜，天下板荡而不知此“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。”魏徵则以“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;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”强调君主纳谏，并且指出“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，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，积而不已，将亏圣德”告诫君主不要“负圣智之明，心轻当代。”对此张玄素亦以隋政为谏，强调国政君臣协作的重要作用，认为隋朝之乱源于“君自专，法日乱”，认为国家政事是万乘之重，一人独断，不能全善，强调君臣之义要“君虚受于上，臣弼违于下”。自此唐代朝堂形成一个君臣上下直言，君臣互相勉励的良性循环，通过过隋为鉴，一扫隋朝君臣离心之风。

三、解决储君问题

隋文帝仅凭个人喜好，听取皇后之言，废长立幼，最终所托非人导致国家动乱。隋炀帝以储君之位，于隋宫留斧影刀光之谜，其位之得为天下反隋者诟病，成为亡国之隐患祸根。

自隋末至唐朝对其储君之选多有论述，前文李密、刘文静等人皆以炀帝篡位得天下过隋。房玄龄在唐朝隋末亦与其父论述“隋帝本无功德，但诳惑黔黎，不为后嗣长计，混诸嫡庶，使相倾夺，储后藩枝，竞崇淫侈，终当内相诛夷，不足保全家国。”于隋未乱之时便已警觉天下之势。至唐朝，储君择立问题亦受到关注，唐太宗认为隋文帝“文帝惟妇言是听，特令摈斥。及为炀帝所杀，刑政由是衰坏。又隋太子勇抚军监国，凡二十年间，固亦早有定分。唐太宗指出文帝听取妇人之言，扰乱朝纲、立幼为储，此隋亡之患一也;而隋文帝左右并无谏臣，杨素欺君罔上离间父子，其隋亡之患二也;进而唐太宗肯定了杨勇于太子之位并无过错，无过而被废，不分嫡庶，此为隋亡之患三也。至此太子之位易主，天下蒙受灾难。”

总结

通过自身对君臣道义的论述，消解隋朝君臣之统，以正唐朝君臣之本。最后是于王朝正统上，确立唐朝正统。唐朝受禅于隋，其对隋的论述上，对隋代周之事论述较少，其通过将隋代周进行合理化论述，而塑造唐朝代隋之正统。唐朝在过隋宣唐立正统上，通过将隋君与隋民的对立，于义理层面对隋朝统治进行否定。与之相对的是对唐朝统治的构建，通过唐太祖与唐太宗的君主之论所架构的唐朝政治体系，形成与隋朝对立之势。一破一立之间，于法理与义理层面确立唐朝统治的正义性、合法性。